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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者： |
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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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4 上午 1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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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上演角色反轉：南歐翻身，核心國家則陷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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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英國和德國的預算赤字和債務不斷攀升，一度危機四伏的南歐國家的財政狀況現在看起來則更為健康。
Chelsey Dulaney/David Luhnow
2025年11月3日 15:12 CST
由於2010年代初的歐債危機，歐洲曾給世人留下一分為二的印象：一邊是以德國為首的核心國家，在財政上負責任有擔當，另一邊是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這些南部邊緣國家，因揮霍無度而被冠以「歐豬四國」(PIGS)的蔑稱。
如今，角色發生了反轉。歐洲三大經濟體已呈現增長疲軟導致預算赤字不斷擴大之勢。法國居於這種轉變的中心，並且仍然受困於預算和政治危機，英國則正考慮加稅，試圖縮小缺口、避免驚嚇市場。以節儉著稱的德國還有荷蘭也在舉債，儘管它們的債務基數較低。
與此同時，西班牙等南歐國家已成為歐洲增長圖景中罕見的亮點，而像希臘政府這類15年前曾面臨破產的政府，如今的賬目已幾近平衡。
「主權債務危機過後，南歐國家做好了財政功課，」高盛(Goldman Sachs)高級經濟學家菲利波·塔代伊(Filippo Taddei)說。「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其財政展望都明顯比法國，甚至比荷蘭和德國更為謹慎。」
這種角色互換可能是歐債危機的意外結果，作為救助方案的組成部分，希臘和葡萄牙等南歐國家被迫進行了痛苦的開支削減。
強加其上的緊縮計劃給南歐留下了深深的創傷：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的數據，希臘的經濟規模目前仍比危機前小五分之一左右。南歐各地的失業率仍高企。但這些國家被迫開展了結構性改革，如提高退休年齡、精簡官僚機構、推進產業私有化以及全面修訂勞動法。
標普全球評級(S&P Global Ratings)覆蓋歐洲的分析師弗蘭克·吉爾(Frank Gill)說，目前歐洲表現較好的許多國家都曾實行由IMF或歐洲債權人施加的緊縮計劃。他說：「與15年前的經濟結構相比，它們已經變得更具韌性。」
根據IMF的數據，去年西班牙經濟實際增長3.5%，是已開發國家中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希臘增長了2.3%，是法國和英國增長率的一倍以上。德國經濟則連續第二年萎縮。
這種優異表現部分得益於旅遊業活動激增。南歐國家還從歐盟獲得了價值數以千億歐元計的撥款和貸款，這些資金被用於意大利的海底光纜、希臘的電網升級以及西班牙高速網路的建設。
但高盛的經濟學家塔代伊說，惠及南歐的經濟變革更為深層。米蘭、里斯本和塞維利亞已發展成為新興的科技、金融和新創企業中心。曾經以低價值工作為主的勞動力市場正在增加高技能崗位，這應會提振整體生產率。
各國政府現在也對支出限度以及打破限度可能帶來的市場後果更加敏感。意大利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Giorgia Meloni)於2022年上台前，曾在競選期間承諾減稅和提高退休金。但這位右翼領導人將財政審慎放在首位，以安撫意大利脆弱的債券市場。此後，她控制了預算赤字，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明年料將降至3%以下。
這一預測最近得到了IMF的讚揚。「這太棒了，」IMF歐洲部副主任黑爾格·貝爾格(Helge Berger)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他還稱讚了去年「非常出色」的預算表現。
現在，輪到歐洲核心國家面臨麻煩了。以貿易和工業為中心的西歐增長模式，因美國加徵關稅、來自中國競爭的加劇以及廉價俄羅斯能源終結而受到衝擊。
在疫情和能源危機期間大舉借債的歐洲各國政府正試圖整頓其財政狀況。南歐國家已基本將赤字降回疫情前的水平，但更靠北的國家政府在經濟增長疲軟的情況下難以增收，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法國的赤字與GDP之比今年料將為5.4%，而疫情前為2.4%。英國、奧地利和比利時的赤字率據預計將超過4%。
德國將在基礎設施和國防上投入最高可達1兆歐元（相當於1.15兆美元）的資金。此舉可能會提振經濟增長，但或將使其赤字率遠超3%，也就是為歐元區誕生鋪平道路的歐盟條約所規定的年度赤字率上限，該上限是在時任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堅持下寫入條約。
在各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國防承諾、綠色能源轉型支出，以及債務利息支付額的大幅上升之際，未來幾年，支出需求可能會進一步增長。但到目前為止，為滿足其他支出要求而削減社會福利體系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過去一年，法國已有三屆政府因開支削減計劃而下台。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於10月初辭職但幾天後又被重新任命，他已宣布計劃暫停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標誌性的退休金改革，該改革旨在逐步提高退休年齡。
「大家顯然認識到必須做些什麼，」標普的吉爾說。「問題是，對於具體該怎麼做，並沒有太多共識。」這種僵局導致標普上月出人意料地宣布下調法國的主權信用評級。
在經濟增長不見起色的情況下，選民心懷不滿，並轉向極右翼和極左翼政黨。由於政治碎片化加劇，各方更加難以就一些會帶來痛楚的經濟政策建立共識。
「極具挑戰性的財政政策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聯，猶如一種不斷得到強化的財政惡性循環，」Eurasia Group歐洲區董事總經理穆傑塔巴·拉赫曼(Mujtaba Rahman)說：「在法國和英國，公共財政方面的挑戰加劇了政治不穩定，從而使這類改革變得更加困難，在德國可能也是如此。」
一些人質疑，歐洲央行等機構在金融危機後以及疫情期間實施的大規模債券購買計劃是否應承擔部分責任。所謂的量化寬鬆通過降低企業、家庭和政府的借貸成本，幫助經濟體渡過了危機。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央行的這些支持措施給政府帶來了「道德風險」，削弱了政府厲行預算平衡或處理不斷積累的債務的必要性。
「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達到臨界點，部分原因是歐洲央行在背後撐腰，」拉赫曼說。「但或許需要達到臨界點，這些緩慢醞釀的挑戰才能得到正視和處理。」如果不這樣做，無序危機爆發的風險就會增加，潛在的長期損害也會隨之增加。
英國同樣在艱難應對債務增多、支出飆升的局面。今年夏天，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擱置了一項削減部分殘疾福利的計劃，背景是他所在黨派工黨(Labour Party)的一些議員反水。未來幾周，英國政府料將宣布一項主要依靠增稅而非削減支出的預算計劃。英國政府已承諾到本十年末實現預算平衡並降低債務負擔，不過經濟學家對這些目標能否實現持懷疑態度。
法國東方匯理資產管理(Amundi)的全球宏觀主管馬哈茂德·普拉丹(Mahmood Pradhan)表示，歐洲國家並未面臨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特別是德國，其債務負擔相對較低，債務與GDP之比為64%。今年法國的舉債成本已大幅上升——超過了意大利——但法國政府在為其債務尋找買家方面並未遇到麻煩。
然而，普拉丹警告說，超支的國家如今面臨在應對未來危機時束手束腳的風險。
「真正的障礙在於，歐洲將不具備應對未來衝擊的財政空間，」他說：「政府不能袖手旁觀、無所作為，但在未來的衝擊中，政府可能將不得不認真進行權衡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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